索赔450万元！富德产险遭原总经理起诉 此前高层罕见集体被免职******

　　中新经纬2月3日电 (李自曼 魏薇) 1月30日，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富德产险)发布了2022年第4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据报告显示，在未决的重大诉讼中，有一起诉讼方为罗桂友的劳动人事争议，诉讼标的金额、估计损失金额均为450.25万元。

　　罗桂友曾任富德产险总经理。2022年6月，富德产险发布公告称，免去龚志洁富德产险董事、董事长职务，免去罗桂友富德产险董事、总经理的职务。彼时，将帅同时被免的消息震动业内。

　　对于上述劳动人事争议、公司将帅同时被免的具体原因以及其他业务经营方面的问题，中新经纬联系富德产险。富德产险表示，由于公司目前一些安排暂未确定，暂时无法接受采访。

　　450万或系2倍赔偿

　　董事长、总经理、总精算师皆空缺

　　2022年6月21日，富德产险连发3则重大事项临时信息披露，决定免去龚志洁董事、 董事长职务，免去罗桂友董事、总经理职务。

　　将帅同期被免职的情况在保险行业并不多见。公开资料显示，罗桂友自2015年6月担任富德产险董事、总经理，在富德产险任职已有7年。

　　据富德产险2022年第4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在未决的重大诉讼一项中，有一起诉讼方为罗桂友的劳动人事争议，诉讼标的金额、估计损失金额均为450.25万元。

　　450多万的赔偿金如何得来？是否合理？

　　北京升才律师事务所律师闫晓玲对中新经纬表示，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劳动者出现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等情形，单位可以单方辞退劳动者并且不支付经济补偿金。除第三十九条之外的情形，除非是劳动者自愿申请离职，单位无论是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还是提前30日通知或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解除劳动合同，都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闫晓玲表示，如果单位没有按照上述事实或程序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向劳动者支付2倍经济补偿金的赔偿金。本案中被辞退员工属于高管，若在公司任职7年，薪资比较高的话，计算补偿金或赔偿金及其他损失，金额计算虽达450万，但能否得到支持则需要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看劳动者、单位是否存在上述过失的法定情形，以及损失证据是否充分，具体结果有待裁决。

　　有业内消息称，2022年6月，富德产险实际免职了三位高管，除了龚志洁和罗桂友，富德产险原副总经理、精算负责人朱君平也在被免职之列。三位高管被免职的背后原因或系踩雷信用保险业务。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富德产险在2018年7月至2020年5月，开展银河国际融资性保证险业务时存在未严格执行经批准或备案的保险条款和费率情况，涉及保费金额1573.73万元，朱君平是对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对于上述情况，中新经纬向富德产险核实。富德产险表示，由于公司目前一些安排暂未确定，暂时无法接受采访。

　　在多名高管被免职后，富德产险于2022年6月召开股东大会，并明确了公司临时负责人为李春彦。不过根据富德产险2022年第4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李春彦已不在其披露的高管信息之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总精算师皆为空缺状态，董事、监事一栏各三人。

　　连年亏损，信保业务遗患待解

　　人事变动的背后，富德产险经营业绩并不乐观。

　　根据富德产险2022年第4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2022年4个季度，富德产险累计实现保险业收入11.03亿元，同比下降56.12%；净利润亏损约2亿元，较去年同期亏损扩大约1.76亿元；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359.86%，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366.12%；本年度综合成本率达到131.43%。

　　公开资料显示，富德产险成立于2012年5月，注册资本为35亿元。从业绩表现来看，该公司长时间处于亏损状态，成立以来仅2015年、2017年实现净利润为正，其余年份皆为亏损状态。近五年，2018年至2022年，富德产险累计亏损约12.56亿元。

　　从业务发展看，2015年，富德产险着力发展信用保证保险，使得这一险种迅速跻身该公司第二大险种。此后，该公司保费规模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持续增长。随着信用保证保险风险暴露，富德产险业绩开始下滑。

　　2019年，富德产险保证保险保费收入规模缩减至0.56亿元，退居为该公司第四大险种，承保亏损6.39亿元，成为富德产险亏损最严重的险种并招致一系列投诉。2019年也成为目前富德产险亏损最为严重的年份，净利润为-6.68亿元。

　　天眼查平台显示，截至2月3日发稿前，富德产险保证保险的合同纠纷案件多达2418件，成为该公司被投诉最多的险种。

　　截至目前，富德产险多款保证险已被停售，但其历史遗留问题仍待解决。

　　富德产险在其2022年第4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提到公司现阶段可能面临的风险时指出，保险风险方面，主要是存量信保业务和延保业务的保险责任。

　　(文中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